今年还没入伏，一场高温热浪就强势来袭，150个国家气象观测站的日最高气温突破了当地历史同期纪录。7月15日，河南郑州的最高温达到44.2℃，有居民家中的玻璃被“热炸”，有养殖户的鹅在水塘里被热死，但这个温度比古代还差一点。

      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被称为史上“最热”夏天，北京最高气温达44.4℃，有11400人死于这场酷热。后世的科学研究表明，这可能是由于乾隆年间正处于“小冰河期”的回暖期，高温天气逐渐频繁。

1972年，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发表著作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，他将中国近5000年气温变化划分为史学、物候、方志和仪器观测四个时期，以中国古代王朝为线索，制成了一张气候曲线图——“竺可桢曲线”。

从中可见，夏商、春秋战国、隋唐、宋元交替、清中期都是温暖期，西周、魏晋、两宋交替、明末清初和清末则较为寒冷。

竺可桢曲线

别看坐标轴上的数据区间不大，每一次曲线的骤升骤降都反映着气候和温度的剧烈变化，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。

11400人死于炎热，乾隆八年“最热”夏天

“7月14日至25日，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。”“北京的老人称，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。”这是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寄往巴黎科学院的信里描述的北京。

中国气象局古气候专家张德二根据宋君荣测量的数据进行推算，发现1743年7月20日到25日，北京的最高气温连续超过40℃，其中7月25日更是高达44.4℃。

宋君荣信件中的相关描述

热灾肆虐，百姓根本无力招架。京城之外，极端高温也席卷北方诸多城市，对当地的人和环境造成了极大危害。

《天津县志》记载：五月苦热，土石皆焦，桅顶流金，人多热死。

山东《青城县志》记载：室内器具俱热，风炙树木向西南方向辄多死，六月间，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，路人多热死。

河北《高邑县志》记载：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薰热难当，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，日中铅锡销化，人多渴死。

......

如此看来，乾隆八年热灾的受灾人数远不止11400人，这也让宫中的乾隆皇帝心烦意乱，专门写下一首诗《热》来记录：

冰盘与雪簟，潋滟翻寒光。

辗转苦烦热，心在黔黎旁。

眼见灾情逐渐加重，乾隆皇帝下达口谕：“今年天气炎热，甚于往时，九门内外街市人众，恐受暑者多......预备冰水药物，以防病暍。”

这里的“九门施冰”，主要来自北京城的官窖、府窖和民窖三种冰窖。官窖和府窖为朝廷所有，供应皇亲国戚和在京衙门使用，数量多。民窖由百姓管理使用，数量较少。为了应对酷暑，九门官兵奉命将京城的官窖、府窖向百姓开放，并在街道设置救济点和执勤兵。

但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只能稍微缓解灾情，直至7月26日京城降雨，将最高气温降至31.9℃，灾情才结束，但炎热带来的旱情影响依然延绵许久。

京城的工人采冰储藏冰窖

依照竺可桢曲线来看，乾隆年间正处于“小冰河期”的回暖期，这对农业社会来说有一个明显的好处——粮食增产，康乾盛世的诞生与其不无关系。

但如果气候变化超过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所能承受的极限，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。比如这场乾隆八年的热灾，也比如处于小冰河期低点的明末。

冰封千里饿殍遍地，明朝中后期的“寒劫”

根据竺可桢曲线图，明朝中后期正处于小冰河期的气温下降曲线，年平均气温低于现在2℃。这数据乍一看没什么，但它意味着今人眼中几乎不会降雪封冻的淮南、两广地区，在明朝也会冰封千里。

在清朝重臣张廷玉主持编撰的《明史》中，“五行一”的第一个章节名称就叫“恒寒”，其中如此记载：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、直隶、淮、徐大雪数尺，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，人畜冻死万计。

《广东通志》也曾载：明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冬，广东琼州府（海南）万州雨雪，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冬，广州潮州陨雪，厚尺许。

电视剧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的大雪

严寒导致中国境内绝大多数水道被封冻数月，《江宁县志》就曾记载，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官府派人力破除京杭大运河南京段冰面，以解救被冻在河心的商船，但一日只能推进三四尺。

明朝中后期，京杭大运河、长江水道冬季结冰，封冻期最长可达110天，严重阻碍漕运贸易。但比之更严重的是寒冷导致的粮食减产，以及伴随而来的旱灾、饥荒、鼠疫。

为了解决农业问题，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引入并普及西方的玉米、马铃薯、甘薯等高抗寒、高产量农作物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危机。但由于气温的持续下降，加之没有突破性的技术发展，根本无法解决农业对气候的高度依赖。

电视剧《天启异闻录》中随处可见的大雪

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明朝官员马懋才受中央调派，回陕西家乡调查灾情，在其回呈的报告《备陈大饥疏》中，可以一窥恐怖之景：

有言父弃其子，夫鬻其妻者；有言掘草根以饲马，采白石以充饥者，犹未详言其甚也。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，其颗粒糠皮，其味苦而涩，食之仅可延以不死。

卖儿鬻女、易子而食；落草为寇、杀人起义......大规模的灾情催生了无数人间惨剧，大量底层百姓因为失去农业的生存基础，四处流浪甚至死亡，致使明末人口减少、社会动荡加剧。

结语

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·布罗代尔曾说：“多少世纪以来，人类一直是气候、植物、动物种类、农作物以及整个慢慢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的囚徒。”

地球规律掌控着气温的升降变化，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，人们面对极端的气候灾害几乎无能为力，正能眼睁睁看着人间悲剧上演，大多数救灾措施也不过扬汤止沸。

如今的人们生活在地球的温暖上升期，高温天气逐渐频繁。好在工业技术的发展，让人们有了空调、风机、恒温恒湿大棚等各种高效的防暑防灾措施，极大程度降低了自然变化对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。

虽然人类的发展自始至终脱不开环境的制约，但文明的进步让人类有了更多因应之道，不再只是一个大自然的“被动者”。

参考资料：

中国气象局《高温热浪持续！全国南北“烤”验各异，防暑刻不容缓！| 首席说天气》

北京方志馆《中国“15—19世纪最严重的高温事件”——清朝乾隆八年（1743）高温》

[清]张廷玉等撰《明史·志第四·五行一（水）》

[明]马懋才《备陈大饥疏》

《广东通志》《天津县志》《青城县志》《高邑县志》《江宁县志》